□本报记者 任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菜贱伤农”、“菜贵伤民”这种被称为农产品蛛网理论的典型实例不断上演,虽然全国各地都采取了多种针对性措施,可至今尚未从根本解决这一怪象,而“有毒大白菜”、“激素黄瓜”、“染色草莓”等问题却再次将食品安全问题推向公众关注的焦点上。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卖菜难?如何让市民吃上安全放心菜?2009年10月,大学生村官马永红在位于白鹿原上的长安区炮里乡南桑村创建了一块有机蔬菜试验田,通过生产合作社+城乡互助中心+消费者合作社的模式,将有机农业蔬菜直接送到签订协议的居民家中,这种互动模式能否经得起市场考验――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引入农业,其过程中大量化肥和农药的滥用导致农产品污染日益严重,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甚至谈“食”色变,对健康食品的渴望空前强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林专家表示,在利润促使下,一些不良农副产品生产者在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各种食品添加剂和农药化肥,带给城市居民的是含有各种农药残留的农副产品。这名农林专家无奈地说,现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已然形成,很多消费者对市场失去起码的信任。去菜市场买菜,一不小心就会买到“山寨”菜,去超市买有机菜,价格更是高出普通蔬菜很多,一般消费者只能望“价”兴叹。前段时间芹菜、包菜价格低廉且滞销,相关部门采取的紧急救助行动虽然减少了菜农的损失,但笼罩在很多菜农心头的阴影仍难抹去。
据了解,大学生村官马永红所做的,正是在菜农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良性互动模式,消费者通过预付菜金并共同承担不可抗力等自然风险获取有机蔬菜,菜农按照合约生产出与生产费用相当的健康农产品。
从无到有
有机蔬菜悄然兴起
2011年5月6日早上7时,南桑村有机农场就已经开工了,村民王慎言来到地里,把栽着菜苗的塑料篷布揭开,顺便在种着蒜苗的地里巡视了一圈,认真查看有没有蒜薹可以收,哪块地的菜缺水,哪个豆角架子不太牢固……这块占地面积10多亩的菜地,看起来和大田里别的菜没什么两样,没有想象中农场田园牧歌式的美景。“这就是有机蔬菜农场?”面对记者疑问,王慎言说:“没错,现在农场还没开园,过一星期左右,就可以进城送菜了。开园后就忙了,要趁早上把菜收了,按照配送名单把菜装箱按时送走。”
王慎言介绍,2009年10月,马永红承包了他6亩地作为陕西首个新兴有机蔬菜基地,“当时大部分村民对马永红的行为不太理解,甚至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纯属瞎折腾。我开始也觉得不太靠谱,一亩地又不是种金子,怎么会收入一万元?”“会有人这么远来村上买菜吗?人家在超市买多方便?”王慎言说,村民们以上疑惑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只相信能看得见的效益。后来马永红的举动打动了他,马永红自己不懂得种菜,没有钱聘请专家和菜农来帮他种菜,为了给村民做个成功的范例,让大家相信种植有机蔬菜的前景和利润,他叫来远在洛南的亲戚替他打理菜地,规划、选种、购买农家肥。在村民王慎言、志愿者李元仓等人的协助下,2010年5月28日,南桑村有机农场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前来集中体验的市民。“来了五六十人,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有的在打理他们认购的菜地、有的在忙着拍照留念,有的市民现场就要和马永红签购菜协议。”看来马永红不是在瞎折腾,他是在替农民算账,替他们寻找更好的路子。后来,一直对马永红持观望态度的村民,随着城里人不断地到马永红的菜地来体验、认购而逐渐改变了看法。目前,南桑村已经成立了白鹿人家种养殖合作社,王慎言和马永红计划,今年要把菜地面积扩大到30亩,将认购菜地的客户扩大到120户。
互惠互利
6亩地承载城乡互助梦
农场开工前,马永红专门带着王慎言去北京“小毛驴”有机农场观摩学习。学习归来,王慎言彻夜难眠,真正从内心认可了马永红。俩人聊到天亮,并将试验菜地定位为“市民得到安全的食品,农民的农产品卖个好价钱,生态环境得到了修复的城乡互助模式”。
“春节后我就开始物色有机菜园的负责人人选,但都不太满意,一是因为当地村民要的工资太高,二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务活,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菜园管理当中来。”马永红说,后来自己78岁的外公就主动来帮种菜了,外公累病了,他就叫来舅舅换班,自己则在城里忙着为这6亩地的菜寻找“婆家”,他把承包的地隔成五十块,每块以一年1500元的价格吸纳市民当有机菜园的会员,每个会员一年可以收到300斤的有机蔬菜。
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彼此承诺、互担风险是社区支持农业的核心,其预先付费挑战的则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消费习惯。“与市民谈菜地的认购困难吗?”记者问。“非常难。有机蔬菜都是天然种植,没有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菜的品相不好,刚开始也没有经验,包装也不精美,很少有人接纳和订购我们的蔬菜。我们只好通过自己的亲友关系找销路,第一批总共有20户订购,现有的会员基本上都是出于对我个人的信任才加入的,启动的是熟人资源。”马永红坦言,他曾经在超市做过调查,他们的有机蔬菜与超市的有机菜价格相比,能够便宜最少三分之一。
“有机蔬菜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很难,我第一年还是赔了一万元。”马永红分析道,成本过高是赔钱的主要原因,加上菜生了病虫害之后得不到专业人士及时指导,导致菜的产量很低,最严重的一次是西红柿绝收。菜园扩大后的会员如何吸纳?谁来监督和保证有机蔬菜农场的菜质量? 一些单位组建蔬菜自供基地,生产的菜价格不贵又安全,相对比成本高、售价高的有机农场到底能不能被市场认可?马永红也深深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问题依然很多。
市民参与
认购菜地享受种植乐趣
眼下,当许多市民还沉浸在网上的农场里进行偷菜游戏时,西安高新区某公司高管高女士已经在现实中拥有了自己的一小块菜地。虽然只有一分地,但她还是很下工夫,计划着给自己认购的地四周围上栅栏,里面的菜按照家人的爱好种植。栅栏里面种上一圈丝瓜,中间种油麦菜、蒜苗、菠菜、生菜。“开始是觉得他们这种模式很好,想支持一下,没想到后来自己迷上了种菜,在这里劳动几小时,出一身汗还呼吸了新鲜空气,回家带着自己种的有机菜,吃着放心,想着开心。”高女士说。
“我是奔着体验农村生活,享受农家小院的感觉来的。”市民周典俊表示,没想到这种自己打理菜园的模式给他和家人带来了如此多乐趣,这儿环境好,几乎没有工业污染,每周来看着自己种的菜苗一点点长大,心里感觉好极了,后来就总是挂念着菜地,隔三差五就带家人种菜来。周典俊边说边蹲下去拔掉青菜中的杂草。据悉,第一批市民消费者大都是熟人之间介绍的,都是基于对马永红个人人品的信任。但马永红每周日送上门的菜还是遭到个别人的投诉:黄瓜没有超市的新鲜,甜玉米老得咬不动,青菜叶子一点都不水灵,有的市民甚至拒绝了继续购菜包地。后来,马永红在每次送菜时配送的简报中增加一些有机蔬菜的常识、涉农的最新信息以及农场的最新消息,慢慢地也收到了其中一些人的反馈。就这样,马永红和他的有机菜逐渐得到了第一批市民消费者的信任,2010年11月,认购菜地的市民自发成立了西安城市人家消费合作社。
理想模式
三方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省律师协会“三农”法律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府法律顾问廉高波是城乡互助模式的发起人之一。他表示,城乡互助是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模式,能为市民、农民和生态效益带来多方共赢。而法律专业人士介入,更加规范了合作化团体组织运营管理,加上市民和农民双方自愿签订协议,这样就可以保证互助模式的规范化和长期化。
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工作处处长董顺利则认为,城乡互助合作中心和其他诸如现实版的网络农场的区别在于,其他的农场是以休闲娱乐为主,附带着把菜带回家;而城乡互助试验基地则是以采购蔬菜食用为主的。其次,其他农场的目的是盈利赚钱,试验基地是从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发展当地经济为目的,目的是希望带动当地农民一起加入这种生产模式。 董顺利说,农村分散的单家单户难以进行健康农业生产,而城市广大的消费者渴求健康的农产品。城乡互助有助于分散的市民和农民走向合作化,降低交易成本,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实现健康生活。他认为这种模式下,可以重建市场公平诚信,倡导新的生活理念,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双赢。
市商贸局市场运行处处长王同喜说,首先这种模式是从增加农民收入、分担生产风险的角度出发的。从目前这个有机农产品的运行情况来看,会员大多是依赖朋友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的,而由谁来监督三者之间履行各自职责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也鲜有可参考范例。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模式可以掌握最新的农产品信息、市场信息以及居民需求,但如果能够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农产品情况,及时和商务部门和市场沟通,可以规避很多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民投资回报率。因此,这是一种好的样本和模式,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还解决了市民旅游休闲并吃上放心菜需求,也算是解决卖菜难、买菜难的一种途径。农产品首先要满足量的需求。有机蔬菜采用的原生态耕种方法产量很低,远远达不到市民用菜需求需,如果能加强种植监管与检测,积极接受农业部门的监督指导,这种模式是可以自然发展的。